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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亥革命及其時下的荒謬解讀

尊德嘉善2022-11-24 14:23:340

辛亥革命及其時下的荒謬解讀


作者:尊德嘉善

 

   辛亥革命至今已一百一十一年,時間雖不算久遠,可也三代有餘。現代研究辛亥革命的專著可謂汗牛充棟,當板磚蓋房子也綽綽有餘。其中部分著述雖有瑕疵,但其中的不得以我們也應諒解,而且從出版商取捨的現實角度出發,付梓總比付炬要有價值,再者吃瓜子誰會傻到不磕皮就一起吞呢?現今胡言亂語濫下定義的狗屁文字,根本沒人感興趣,要說吸引人並能混淆視聽的莫過於貌似客觀公正,實則以偏概全的那幫傢伙。它們最善長的莫過於策應,並巧妙配合的默契而不動聲色,並有駭人的奇效。


  袁偉時先生將辛亥革命概括為思想上“排滿的民族主義革命”,並說國父孫文活動的動力就是光復漢人的河山。可是早在1906年,孫中山就在《民報》創刊週年紀念會上指出:“民族主義,並非是遇到不同族的人便要排斥……假如我們實行革命的時候,那滿洲人不來阻害我們,決無尋仇之理。”他還說:“我們並不是恨滿洲人,是恨害漢人的滿洲人,就是漢人為君主,也不能不革命。”而且孫中山在1895年於香港成立興中會時,其誓詞就是“驅除韃虜,恢復中華,創立合眾國”。

  由此可見孫文並非眼界狹隘的民族主義者,而且他要達到的目的也絕非是光復漢人江山。雖然袁偉時的評論不足取信,但我們也必須承認國父先生有他歷史的侷限性,他要建立一個主權在民的現代國家,可又傾向於國家干預的平均主義。撇開國父不談,我們看辛亥革命的性質,有人將辛亥革命定義為資產階級革命,可是在1911年辛亥革命之前,中國能稱得上企業的不過500家(前後統計數字不同,一說一千家,但不可靠),即便我們將這個數字擴大十倍,它也不足以主導中國的革命。

  一個連資產階級都沒成長起來的國家,他怎麼可能爆發資產階級革命?沒有任何史料顯示革命黨人曾以資產階級自居,除了會黨成員,他們多數受過良好教育,並深知民族大義。從林覺民的身上我們可以看到傳統持守與現代追求的有機結合,可有些人總習慣吃的滿嘴汙穢,並將屎盆子扣到別人頭上。

  辛亥革命離現在已經辣麼遠了,可是由於某些原因,卻使她顯得越來越模糊,甚至於難以辨認。李澤厚先生的告別辛亥革命,張鳴教授的《辛亥——搖晃的中國》,其觀點即便不像我小人之心所揣測的,但在客觀上卻有如此之效果。李澤厚先生認為清末新政是非常超前的,正是由於辛亥革命才造成了軍閥混戰的無政府狀態。張鳴教授對此也有類似觀點,他說清末經濟已相對穩定,府庫也已逐漸充盈,並且新政開啟後隨著時間的推移,滿漢人口的消長,政治問題也會迎刃而解。

  他們這麼說似乎很有道理,可是事情並不像這馬後炮那麼簡單。1908年8月,遵照上諭制定的《欽定憲法大綱》,其內容概括起來就是:君上大權,臣民義務,而這與人們期望的分權政治完全背道而馳。其中第一條規定:大清皇帝統治大清帝國,萬世一系,永遠尊戴。第二條:君上神聖尊嚴,不可侵犯。並且皇帝可以遵照自己的意志召開、解散議會或緊急之時限制國民的自由。

  當然議員也不被允許置議皇帝的任何行為,他們唯一能做的就是決定拍手的力度與舉手的高度。而且皇帝還有法律實行的決定權,也就是說皇帝總攬一切軍政事務,並且還把持了立法權,當然干預司法也在他的權力範圍之內。而人民有什麼權利呢?有言論、出版、結社、遊行之自由,可是那臣民義務第二條規定:臣民在法律範圍以內有如此權利。而這個法律就是《欽定憲法大綱》通過之前的《結社集會律》與是年一月才頒佈的《大清報律》。

《集會結社律》規定:凡宗旨不正,違犯規則,滋生事端,妨害風俗”者,均在取締之列;凡結社、集會、遊行等事,民政部、地方督撫、巡警道局、地方官等均可用“維持公安”的理由飭令解散。而天津普育女子學堂的校長溫世霖,就是因為率三千學生和平請願從而被髮配到了新疆,在此期間因發表言論又被遣戍西藏。

而《大清報律》這扯淡的東西,我真覺得的確符合李澤厚先生所說的很超前。其中規定:報紙、雜誌不得揭載“詆譭宮廷”“淆亂政體”“擾害公安”“敗壞風俗”等類語言,並均須在發行前一日中午12時以前送“該管巡警或地方官署隨時查核。也就是說清廷制定的這些法律都是為了維護自身的統治利益,並且以法律的形式擴大了地方官員,以及警察對國民自由的限制。

  這種不得妄議的言論鉗制,與書報檢查制度的新聞管制,這到底是分權改革?還是要加強集權統治?遵照這樣的規定清廷所制定的憲法,跟“與時俱進”牌的擦屁股紙有什麼兩樣?李澤厚先生認為如果慈禧太后不死,滿清親貴收權的局面不可能會如此一發不可收拾。可是李澤厚先生不要忘了,慈禧太后與光緒皇帝兩宮升霞是在十一月底,而秉承上諭的律法可都是在此之前,《大清報律》是1月16號,《欽定憲法大綱》是8月8號,而《集會結社律》更是在此之前。要是沒有慈禧這個惡婆娘具有大清特色的依法治國,載灃這幫兔崽子的收權能玩的這麼溜?

   1911年5月8日盼星星盼月亮的新政,竟然搞出了一個四個漢人,九個滿人的皇族內閣,這其中有七人是皇族,漢人除了許世昌有點實權,其他的全都是冷板凳。他們在政治上這種不自量力的收權違背了滿漢均勢的祖宗之法,同時也讓立憲派眼鏡碎了一地。在民間他們同樣玩的很嗨!在一分錢不給的情況下,他們還要將民眾投資的路礦收歸國有。四川人民表示不服和平請願一下,他們的反應是以尋釁滋事實彈鎮壓之,而且還打死了人。

  所以說天下未亂蜀先亂,四川一亂,清廷就派端方率武漢新軍前去敉平,這批新軍是革命黨人的絕對多數,剩下的革命黨人在武昌可謂勢單力薄。可是由於在俄租界製造炸彈時不幸發生爆炸,沒幹利索活的革命黨竟然將花名冊也留在了現場,湖廣總督瑞澂按圖索驥抓捕了一批革命黨人,這使得新軍中的革命黨人心惶惶。通常在橫豎都是死的危急狀況下,只要人還有一丁點反抗的能力,那必定會抱著不成功便成仁的心態負隅頑抗。

  就在這倉促間工程營的班長與一干革命新軍就在武昌中心開花,引爆了中國推翻帝制的辛亥革命。湖廣總督瑞澂聞聽革命,他的第一反應是腳底抹油,飛一般的跑到了楚豫艦上。作為鎮統制的張彪一看老大都跑路了,俺們還堅持個啥呢?乾脆一溜煙的閃了。事後中山先生也曾說: 按武昌之成功,乃成於意外,其主因則在瑞澂一逃;倘瑞澂不逃,則張彪斷不走,而彼之統馭必不失,秩序必不亂也。

  武昌起義確實是十分偶然的,但是即便瑞澂、張彪這兩塊活寶都跑了,一幫挾持協統制的革命黨人其實也是很好敉平的。可是在革命黨人造就的形勢下,立憲派的參與,袁世凱出工不出力的玩手腕才能相機行事的形成合力,並最終迫使清帝退位。也就是說他們之間是三位一體,環環相扣的關係,雖然他們的主觀傾向各不相同(主要是孫袁之間),可是對於辛亥革命而言卻是互為依託缺一不可的。他們之間沒有誰更高明這一說,有的話只有無意間的分工不同而已。

  辛亥革命並不像張鳴、李澤厚們所認為的那樣,她並不是激進與中國禍亂的根源。她是中國歷史上代價最小的一次變革天命,與以往改朝換代人口減半的慘狀相比,辛亥革命死亡的人數不會超過兩萬。而廣東、江蘇、山東等地一個人也沒死就輕鬆光復了,長沙光復僅用了四個小時,浙江光復連一個鐘頭都不到。江蘇巡撫程德全為了表示革命總要有所破壞,就拿竹竿挑下了幾片巡撫衙門的房瓦以做表示。

  辛亥革命期間,革命黨人並沒有真的驅除韃虜,而是迅即的提出了漢滿蒙回藏五族共和。而所謂的排滿在小範圍曾有發生(素質極為低下的會黨所為),但很快就遭到了革命黨人的制止。所以說推翻帝制的辛亥革命是中國歷史上代價最低收效最大,也是最為和平的一次大變革。

  說辛亥革命失敗了這簡直就是扯淡,他達到了推翻千年帝制的目的,併為中國播下了民主與走向現代化的種子,這怎能叫失敗呢?那些為滿清統治找藉口的人認為辛亥革命是民初軍閥混戰的肇事,可是你們的豬腦子不要忘了,中國的王朝覆滅有兩種模式:一種是被暴力革命直接推翻,比如秦朝的滅亡。另一種是革命雖被撲滅,卻造成了武人做大的軍閥割據,並最終將這個王朝玩死,比如漢末的三國。

  清廷自撲滅粵匪洪秀全,陝甘回亂就已經走向了王朝滅亡的第二種模式。1900年庚子拳亂,由地方督撫主導的“東南互保”就已透露出地方大員的逐漸做大,湖廣總督張之洞的幕僚在上奏朝廷的摺子中寫道“臣罪恃江南,不敢從命”。張之洞讓他改為“臣坐擁東南,恕難從命”,並說要駭下那個老寡婦。由此可見,中央政府與地方的關係已十分微妙。準確的說辛亥革命並沒有引發軍閥割劇,民初的亂象是晚清就已形成的後遺症。將所有問題都歸咎於革命,而不加以分析完全是腦子進水。

  還有就是清末的新政日本人可以玩,但晚清的中國卻不行。因為日本的明治維新是用中央集權的方式將一個鬆散的藩邦制,整合為一個統一的國家,而我們是要解決中央集權的問題。所以說和尚能摸,我們未必能摸。而且日本醫腳的藥,我們拿來醫頭不但不能解決問題,反而只能加重毒害作用。

  辛亥革命做為一場現代革命,她並沒有像奔放的法國那樣將國王送上斷頭臺,也沒有像野蠻的前蘇那樣將沙皇一家全部處決,而是優容皇室,以外國君主之禮待之。這在中國歷史上是絕無僅有的,在外國曆史上也是罕見的(當然外國的異姓革命也是不多的)。

  辛亥革命雖過去了一百多年,可她的追求卻依舊鮮活,並仍影響一代又一代的中國人。習總書記在2021年“紀念辛亥革命110週年大會上的講話”曾呼籲:海內外全體中華兒女更加緊密地團結起來,發揚孫中山先生等辛亥革命先驅的偉大精神,攜手向著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目標繼續奮勇前進!

作者:尊德嘉善(又名:身在古拉格群島)

  寫於2018年10月10日
  增刪於2022年11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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