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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名由來】清代文安廣陵書院

方誌文安2022-10-03 12:30:390

        書院是中國封建時代的教育場所。最早產生於唐代,宋元時興盛起來。創辦者或為私人,或為官府。一般聘請著名學者主講,廣招學子。主要研習儒家經籍,間亦議論時政,採取個別鑽研、相互問答、集眾講解相結合的教學方法,對學術思想發展有一定影響。明清時書院仍很盛行,但多數成為準備科舉考試的場所。

         文安廣陵書院的命名是從本縣的廣陵城而來。遠在北宋時期,作為宋遼(契丹)邊界的淤口關(在今霸州市信安鎮)、益津關(在今霸州城)、瓦橋關(在今雄縣城西南)三關是北宋的邊防重鎮、軍事要地。而廣陵城(今文安縣蘇橋鎮廣陵城村附近,遺址猶存)在當時是“三關”的後方,為積儲糧草和武器裝備之所。據說當年宋將楊延昭(楊六郎)鎮守“三關”時,就在這裡存放糧草武器。廣陵城因此遠近聞名。當時東京汴梁一提文安很少有人知道,而一提廣陵城卻大多知曉。因而文安夙有廣陵之稱,文安的書院命名為廣陵書院。

         廣陵書院是清代文安的最高學府,曾先後兩次由官府出面創辦。

          第一次是在康熙四十年(1701)知縣楊朝麟創辦。地點在舊縣署(今平安小區)西側。書院大門朝南,上方橫匾上寫著“廣陵書院”四個大字。裡面有高大寬敞的書舍十幾間,四周繞以圍牆。規模還是相當大的。

         楊朝麟知縣兼任院長,不惜高薪聘請本縣最著名的學者講學,還從京城聘來一名少年時代就文譽滿膠東的太學生毛九來先生主講。書院突出禮儀教育,制定了具體的課程規劃和獎懲制度。到這裡研習的學子,有童生,也有秀才多數是本縣的,也有少數外地的。每天都有幾十名學子在書院裡研習。研習的重點是四書5、五經、八股文、試帖詩、經論、律賦等。

         楊知縣在政務之餘,經常與學子們研討經書義理,探求為文之法,勉勵學子們發奮努力。有時大家也議論一些土俗民情、地方利害之事,知縣察納雅言, 以此作為施政的參考。

         楊知縣每月還把學子們集中在一起,親自擬題讓大家作八股文,這就是所謂“月課”。月課之後,他與毛九來先生共同把學子們的文章批閱一遍,評判優劣。文字精進者,大加獎賞;文字低下者,指摘紕繆,令學子改正。一年之中,學子們寫出幾百篇文章。他們從中選出合乎文理、附合經傳的文章30,細加評閱,集成一書,用自己的薪俸付梓印刷,發行各地。廣陵書院從此聲名遠揚,譽滿

        入夏以來,鄉試之期臨近,楊知縣便向學子們重點傳授以四書、五經、策問、八股文等為內容的七篇策論的寫作技法。參加順天府各州縣學院的統一命題測試。測試完全按照科舉考試的要求,把應考生員的姓名糊起來進行。除了本院學子,其他生員也可以報名參加。測試中,楊知縣與本縣教諭(縣級掌教育的學官)齊承嗣(靜海人)、訓導(此指協助教諭的學官)張煒(新安人)一起監場。三人堅守崗位,徹夜不眠。考完以後,楊朝麟知縣先閱卷,默定等級,隨即申報順天府府尹錢公裁決。錢府尹閱後讚歎不已。把廣陵書院的講習成績列於全府各州、縣學院之首,發榜昭示各地。從此,廣陵書院的名聲大振,從巡撫(清代為省級地方政府的長官)學政(省級掌教育的學官)到各府、州、縣政府長官、學官,沒有不知道廣陵書院造就人才神速的。

        一些朝廷名官,如霸州的郝惟訥(官至吏部尚書)和本縣的王景祚(官至大理寺卿)紀愈(官至工科掌印給事中),都是在廣陵書院研習過的學子。還有胡一敬,廣陵書院學習時,歲考考了第一名,被貢入國子監(國家最高學府)肆業。

         為了保證書院的經費,楊朝麟知縣還捐獻自己的薪俸買了近60畝地,讓人租種,租金全部歸書院使用。後來,楊知縣離任,有些後任知縣和熱心公益的人,或捐資金,或捐田地,為繼續辦好廣陵書院做了不懈的努力。但由於種種原因,書院每況愈下,大約維持了60多年就停辦了。

         100年後,於同治三年(1864)知縣曹大俊第二次創立廣陵書院。

         這一次的地點移到西城門內西大街南側,規模比第一次更大。大門朝北,高大的門樓上方橫著一塊書寫著“廣陵書院"四個大字的木製大匾。院子裡一排排高大的房屋聳脊翹簷,林林總總。主要建築北起第一排有儲藏室、講堂;第二排在穿堂的兩側各有一個講堂;第一排與第二排之間,相對應的是藏書樓和接待室,藏書樓共二層,每層三間。這些建築都建在一米多高的平臺上,前廊後廈,青瓦屋面,蔚為大觀。第三排大約有30多間小考房,是學童縣試的地方據說還做過院試(童生考取秀才)的考場。這些都是最早的建築。書院每年都要根據實際需要修建房屋。到光緒時,書院東側又增加了廚房、崇正齋公塾、山長公塾先生辦公室和學生宿所。建築物之間有花草樹木,還有大小操場。佈局協調合理、環境優雅宜人。書院四周繞以垣牆,總佔地面積達18000平方米。這樣宏大的規模,在當時順天府所屬州、縣的書院中首屈一指。正如民國本文安縣誌》所描述的那樣,“規模宏敞,甲於順屬”。

         值得一提的是附屬於廣陵書院的崇正齋公塾。同治十一年(1872),文安鬧大水。為了收養災區兒童並使之受到啟蒙教育,翰林院編修吳大澄和工部主事顧照熙從京城慈幼善堂領取捐賑款項,稟明直隸總督李鴻章,來文安籌辦了公塾兩齋:東邊叫養心齋,在東城門內關帝廟;西邊叫崇正齋,在廣陵書院。從此,崇正齋成為附屬於廣陵書院的一所義學。義學建成後,吳大澄又捐銀100兩作為公塾的永久經費。先生的薪俸和兒童的膏火(助學金)都由捐款生息解決。

         清末書院的院長改稱山長。山長除主講書院外,還總攬院務。這次廣陵書院最出名的山長是狀元翁同穌。翁狀元是江蘇常熟人,他與知縣曹大俊是咸豐時的同科進士,彼此非常熟悉。曹知縣仰慕翁狀元的才華,便聘請翁公擔任廣陵書院山長。翁公欣然應聘,把自己兩個季度的薪水慷慨捐獻,給書院購置了桌凳。且講學深入淺出,循循善誘,有典有則,深得學子們的歡迎和敬仰。先後應邀擔任廣陵書院山長的還有本縣副貢賀家駿、本縣舉人宋薌稷和大城縣進士呂栻槤。

         山長賀家駿、宋薌稷和武舉郭夢熊、歲貢劉峻巒等人一起,經常協商籌劃書院的有關事宜,為書院經費的籌措和章程、制度的制定等永久之計,付出了很大代價,花費了很多心血。

         廣陵書院在曹知縣、翁狀元和賀家駿等山長以及其他熱心公益的人共同努力下,越辦越好,知名度越來越高。來書院研習的學子,除了本縣的之外,還有河間、任丘、大城、霸州等鄰近州縣的。最盛時達上百人。這些學子一般是受過啟蒙教育,經過縣試、府試的童生,還有的是院試後的合格秀才。但不管是誰,都必須有人保舉、經過山長命題考試,合格者方能人院。書院分為縣試童生、府試童生和院試合格秀才三個等級,分別在不同的講堂裡研習。山長根據不同等級的科考科目特點進行有針對性的講學學子們以個人鑽研學習為主,有時“子曰詩云”地相互問答,有時到藏書樓借書閱讀,有時山長集中講學。研習內容除了四書、五經、經、史、子、集外,每旬必作時文(八股文),每天必習書法。

        八股文是清代科考規定的文體。每篇由破題、承題、起講、入手、起股、中股、後股、束股八部分組成。在“起股”至“束股”的四段中,都有兩股排比對偶的文字,合共八股,故叫“八股文”。題目主要摘自“四書”,所論內容也要根據朱熹的四書集註》等書,不得自由發揮。清代科考由童生試(考取秀才)、鄉試(考取舉人)到會試(考取貢士)殿試(考取進士),均考八股文。因此,作為準備科考的場所—書院,必然重點講習八股文。廣陵書院山長每旬都要求學子們寫一篇八股文。寫完後,山長都認真進行評改,發現合乎規範的優秀文章必集中學子在講堂上講評,在學子中傳閱,並給予作者優厚的物質獎勵,以此來激勵和調動學子們研習八股文的積極性。清代科考還非常重視書法,有“書法重於策論”之說,尤其是道光以後,更為注重。據陳康祺著《燕下鄉脞錄》記載,科考“專尚楷法,不復論策論之優劣。而讀卷諸公評騭楷法,又苛求之於點、畫之間。因而,廣陵書院特別重視楷書訓練。每天讓學子們練習大、小楷,山長每天用紅筆評判,指摘敗筆,圈畫合乎規範的習字,使學子們的楷書技法不斷提高。

        這次廣陵書院從創辦至光緒三十年(1904)改為高等小學校,共歷40年。其間培養了多少學子,難以統計;考取了多少秀才、舉人甚至進士,不知凡幾。現在有案可稽的有擔任廣昌縣(今河北淶源縣)訓導的光緒丙子科(1876)舉人王淑培;有“博極群書,文名播畿輔”的光緒己卯科(1879)鄉魁(第名舉人)蔡如梁;還有李曉瀛、顏農山、宮莪卿等人,皆學有所成。此外,撰修民國本《文安縣誌》、創辦文安第一所女子高小的清末舉人陳德沛先生也是廣陵書院的學子。陳德沛先生之父陳暄、岳父賀家駿和宋薌稷是忘形三友(不拘身份、形跡的知心朋友),他們經常在一起把酒論文,談論古今。陳德沛從小就受到三位長輩的教誨。且家居廣陵書院附近,賀、宋二位山長又很喜歡這位神童,德沛學童時得以入書院親聆二位前輩講學,遂成為本縣民國時期文教事業的名人。

         自同治三年之後,文安連遭水患,民不聊生。且書院的房子需要維修,山長鬚發薪水,學子得發膏火(俗稱燈油錢)和獎勵。書院面臨的最大問題是經費。經費從何而來?主要是靠捐獻。除了上文提到的為書院捐籌款項的曹大俊知縣、郭夢熊武舉和四位山長之外,還有三位知縣:一是同治十年(1871)任知縣的江蘇上元進士諶命年,他一上任,就遇到付花裡(指今大留鎮鎮北、王、劉、巨四富華)紳士們請示把本地每年應出差役(每年折錢八吊)捐給書院,諶知縣欣然應允。並與同仁發動民眾,千方百計籌款,購置盧各莊圈地兩頃出租,租金作為書院的經費。諶知縣卸任後還移居廣陵書院,修理內外房屋。二是同治十年、十二年任知縣的江西德化恩貢丁符九,他捐籌款1000,與本縣熱心公益的州同銜秀才穆向榮等人商議,購置留寨村民四頃多地出租,每年得租金420,作為書院的永久經費。他還捐款資助廣陵書院內的崇正齋公塾等義學。三是同治十一年任知縣的江蘇江寧進士管近修,任期內為書院捐款。此外,為書院捐款的還有本縣舉人任炳奎和葛承炳,一些村鎮布市和牙行的稅收也捐獻給書院。為紀念捐獻者,書院特勒石立碑,碑立於書院穿堂西講堂北窗外西牆山內。

         清代文安的最高學府—廣陵書院,兩次開辦的時間大約共100,其間相隔大約也是100年。前後時間跨度達200年。200年時間書院的辦院宗旨、講習內容和教學方法等方面沒有多大變更,但筆者介紹這些方面時,前後差別較大,不過是根據所掌握的資料情況有所側重、避免重複而已。從書院改為高等小學校至今也有100多年,社會卻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廣陵書院這個封建科舉制度的產物,隨著科舉制度的廢除和時間的推移,其流風遺韻蕩然無存,令人有“梓澤蘭亭”之慨。然而,無其物不妨存其辭,廣陵書院畢竟是本縣教育發展史上的一件大事,拋開它服務於封建科舉制度這一點,在很多方面至今仍不失其借鑑意義。故撰此文,企望以此慰藉先賢,啟示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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