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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門法學》王利榮、歐陽文星:論強制隔離戒毒制度的走向

MacauLawReview2022-09-29 19:59:260
作者簡介:
王利榮:西南政法大學教授,刑法博士生導師,廣州應用科技學院教授,廣東省城鄉文化發展研究中心研究員;
歐陽文星:西南政法大學2019級刑法博士生, 西南政法大學外國與比較刑法研究中心研究員。
本文是2020年《國家治理視野下強制隔離戒毒制度研究》(編號20SFB2011)主要成果。2020年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重大課題《國家毒品問題治理的實踐困境與模式創新研究》(編號20&ZD196)的階段性成果。
摘要 《禁毒法》實施以來,強制隔離戒毒制度一直在理論質疑中運行。疫情防控下毒情整體緩解,為冷靜考察該制實效和走向提供了時機。在審批權未經司法化改造、檢察監督機制暫時退出之際,近年強制隔離戒毒活動並未重走類勞教老路,其汲取精神衛生健康原理、教育學、心理學和社會學理論養分,採取分階段心理、體能康復方案,反而淡化了懲戒原色;強戒所不惜突破體制障礙和圍牆意識,深入社區後續照管出所人員,雖帶出體制內外異議,本著《禁毒法》成癮治療定位,卻屬破繭而生;與此同時,隨全國社區戒毒康復規劃的清單式落實,公安機關仍將移送強制隔離戒毒人數壓至歷史最低值。以社區為主的新戒毒格局的形成,除受兩股力量推動外還歸因於特殊疫情防控,因此任何一個原因條件的消失或弱化,原戒毒模式都可能回彈,跟進規範確認和加速制度定型極具迫切性:剝離不同毒品成癮病理與成癮者違法犯罪的粘連,將應收盡收策略理解為必要時才收容,穩步壓縮收治範圍;運用成癮醫學標準而非以檢測陽性或查處次數為標準,回歸收治原義;遵循循證治療原理制訂濫用不同藥物治療方案,在限定隔離上限同時彈性調整期限;運用刑法、刑事訴訟法和禁毒法,針對具有肇事肇禍危險的成癮者,分控危險源;銜接後續療程,微調社區管理服務體制;才能真正以社區共存理念促成吸毒成癮人員再社會化。
關鍵詞  吸毒成癮 毒品濫用類型 強制隔離方式 治療目標回歸社會


一、強制戒毒體系何以曾經借重於場所
2008年《禁毒法》頒佈實施以來,抑制毒品供給與消費鏈條始終是毒品問題治理策略的兩個支點,2018年以前強制隔離戒毒是抑制毒品消費所倚重的主要形式(詳見圖一)。據2019年中國毒品形勢報告和2018年司法部統計資料,截止2018年底全國註冊吸毒人員214.8萬,在公安和司法行政戒毒所接受強制隔離戒毒27.9萬人次,責令社區戒毒康復24.2萬人次。與收治人數高佔比配套,公安機關和司法行政系統執法資源處於高儲備狀態,僅僅是司法行政系統設置的強戒所就有361所,警員5.77萬人,擁有床位32萬張。
《禁毒法》確立自願戒毒、社區戒毒、強制隔離戒毒和社區康復四位一體戒毒體系,並未刻意突顯強制隔離戒毒在整個強戒體系的絕對的主導地位。但自2008年公佈社區戒毒康復人數(2016年無社區戒毒數據)起,強制隔離戒毒人數與社區戒毒康復人數的比例始終存在明顯差距,2018年社區戒毒和康復人數雖超過強制隔離戒毒,2020年社區戒毒康復人數再度低於強戒,前者體量在相當年份超過後者人數的總和,2008年以前,大部分成癮者在公安強戒所接受治療,勞教強戒人數較少,《禁毒法》頒行後不再分別公佈兩大強戒系統收治數量,2013年廢除勞教後,公安與司法行政強戒所收治總人數在2015年前後達到歷史峰值。公安部於2014年年底至2015年年初展開為時六個月的百城禁毒會戰,同年國家禁毒辦聯合七部委出臺《關於加強病殘吸毒人員收治工作的意見》,強調加大強戒所收治力度,都是推高收治人數的直接原因。另據全國吸毒人員動態管控系統資料,2014年年被列管的隔離強戒人員397338人,接受社區戒毒人員176603人,前者多出22萬餘人,這個餘數甚至高於2021年強戒所收治總人數的兩倍。而且將同年社區戒毒人數與接受藥物治療人員96031人、自願戒毒人員3676人、社區康復76093人數據相加,接受其他戒毒方式的總人數仍然明顯低於強制隔離戒毒人數。據次年中國毒品形勢報告,2015年強制隔離戒毒人員35.7萬人,社區戒毒人數24.5人,社區康復5.9萬人,兩套數據雖然因統計時間不同且列管與截面統計資料口徑不同而存在差異,卻都能反映同一事實強制隔離戒毒在戒毒體系佔主導地位。
在不同歷史階段強制隔離戒毒發揮主導作用,有著不同的原因。
《禁毒法》出臺之前,隔離戒毒高頻啟用是應對毒情趨重之必需。上世紀九十年代初,隨著社會開放程度持續加大,境外毒品流入境內,毒情由邊疆省市、沿海地區向內地漫延,吸毒者覓毒行為和籌資行為不僅導致個人體質衰弱、疾病傳染,家庭致貧或破裂,自身還成為侵害他人生命財產權和破壞社會安全的危險因素,加上此時社會轉型時期導致城鄉社區缺乏相應管控和防範能力,可供政府選擇的有效抑制毒品濫用的選項不多,收治至少在短期內切斷毒品供求關聯。況且基於近代鴉片貿易帶給中國社會深重記憶,面對毒品泛濫嚴峻形勢,政府採取隔離強戒措施得到了社會的普遍支持。作為最早主導禁毒工作的政府機構,公安機關首先是利用自身收容資源對阿片類毒品成癮者施予生理戒毒,此後隨著吸毒成癮人員體量增大,強制隔離戒毒職能不得不擴至司法行政系統,戒治期限也由原來的三至六個月部分延長到一至三年。
《禁毒法》實施直至廢除勞教之前,海洛因成癮病理學結論逐漸被國際社會普遍認同,該法將收容的根據也明確為成癮治療。利用場所管控危險人群的意味在規範層面有所淡化,隔離期限被統一規定為一至二年。
此時,儘管強制隔離戒毒制度短板已有所顯現:(1)政府支撐長達二年的強制隔離戒毒,持續付出了巨大的經濟代價。(2)海洛因成癮者複吸率極高,制度寄生現象非常突出,有人於2009年前後跟蹤調查出所戒毒人員操守率得出以下結論,出所三個月複吸的40%,半年複吸超過70%,一年操守率為零。這一結論與時任公安部部長孟建柱向全國人大常委會彙報的資料相近,海洛因成癮者出所人員一個月內複吸的,佔總數54.8%,一年內複吸率88.2%”。吸毒成癮者反復進出強戒場所,令個人的過錯行為轉嫁成社會的沉重負擔,這明顯背離了人們的預期。(3)成癮者違法標籤明顯,傳統治安機關和同時擔負行刑職能的司法行政機構,帶有強制執法慣性,即便法律明確治療目標,清除隱藏在具體強制手段中的敵意和偏見,並非易事。(4)人為製造無毒環境有利於治療,但不利於其在有毒環境減少對毒品的依賴,這是兩難選擇。(5)隔離長達兩年雖是基於阿片類毒品戒斷難的事實,但隔離記錄會加大其被社會排斥的程度,這也是兩難選擇。只是,面對嚴峻毒情形勢,政府角色不得不在守夜人和監護人來回切換,強制隔離戒毒制度不得不在平衡個人自由與社會安全之中,蹣跚前行。
廢除勞教直至2018年,整個強戒系統的共識是場所戒毒不允許重走老路,第一代和第二代毒品交疊衝破反傳統毒品防線,又讓政府仍然不敢輕易放鬆包括場所強戒在內的管控措施:1)成癮是指個體對物質形成了嚴重的生理依賴和心理依賴,治療方法是讓其無法接觸毒品,加上毒品濫用從來不是簡單的生理疾病治療的問題,對此時間才是最好的醫生。於是隔離和時間成了治療毒癮的並用的方法。(2)由社會醫療體系替代強戒所職能,看似與俗稱武瘋子的強制治療制度相呼應,它甚至可以讓人預想這樣的情景:經法院宣告將成癮者連同精神病人分別送入不同專科醫院治療。事實卻是,精神病人強制治療後續運行目前缺乏具體方案,治療後續變更、司法審查、以及精神病院與社會康復機制接軌等規則不甚清晰,以致存在被收治人一關到底的隱憂,隔離強戒事務陡然轉交社會醫療部門,可能衍生相似風險。(3)對於成癮者,送入醫療機構和確立醫患關係確實比傳統法律幹預方式更清晰而純粹,問題是公益醫院內含盈利動機,政府強戒所被明文禁止這樣做,而且強戒所管理人員受政紀國法約束,管理規範程度更高。(4)強戒所收治成癮者可直接壓低毒品交易量。隔離成癮者的成本雖高,卻能將毒品濫用控制在社會可耐受的程度。(5)政府開辦隔離場所直接給予普通民眾安全感。(6)成癮者接觸毒品大多有過錯,戒是其不得不承受的痛苦,按尼采的話施加痛苦是人類最有效的記憶術。況且成癮治療是讓患者生存品質不致更壞,施予痛苦並無不當。
二、強制隔離戒毒機制運行何以蛻變
在經歷廢除勞教之後,公安與司法行政強戒所的名稱、體制架構、規範基礎和場所規模雖無變化,作為勞教審批者和管理者,廢除舊制帶給其內心震動程度,卻遠遠超出了圍牆外人們的預想,此時維繫傳統管控做法的心理平衡被打破,場所戒毒理念、治療規範和技術支持,都在發生質變。
根據《禁毒法》及相關規範性檔要求,儘管都設有收容場所,公安機關與司法行政部門經多年磨合已形成比較明確的審批和治療分工(見表一)。
表中數據取自當年禁毒形勢報告,兩大主管部門負責人對外公佈的相關數據。一直以來,公安強戒所數量雖多,單個場所收容量普遍不及司法強戒所,近年,公安機關收容資源有所整合,公安機關對成癮者通常採取審批即移送的做法,以致司法行政強戒所收容能力於2012年後有所提升,場所規模通常在五百人及以上。因此,分析後者治療規律即可揭示整個隔離治療規律。
首先,戒毒治療不再浮於應景性、碎片式選擇,不再附屬對個人行為的管控。
為避免封閉管理走進死衚衕,司法行政戒毒系統不再停留於《禁毒法》簡單授權,而是主動尋求國家醫療衛生管理部門的業務指導,全面引入成癮病學、心理學、教育學和社會學知識體系,彌補自身在個人權利救助和社會服務上的先天不足。也正是為改變場所以管代治慣性,運動式戒毒,內觀認知療法,完善生理監測和探索行為幹預具體方式成為近年該強戒系統使用頻率最高的管理術語。在制度思維層面,沿續初始體制、規範和經驗往往可靠,即以管代治簡單易行,而且這樣的社會技術演進或制度變遷類似於物理學慣性,慣性力量令選擇自我強化,從而形成路徑依賴。 []按經濟學通識,面對多項任務,多數人會用最簡易方式完成最容易被度量的任務,隔離正是運用簡單方法為解決複雜問題爭取時間和空間,它不僅在一定程度消解普通人對吸毒人群的恐懼感,同時讓成癮者擺脫毒癮。如前所述,廢制的強烈震動會中斷慣性思維,即使已明確強制隔離戒毒的法律地位,管理者對自身認識粘滯性即執法格式化思維已有警覺。他們不大看重諸此規範證成強制隔離戒毒是行政強制措施和犯罪預防措施;也不糾結成癮者是違法者、病人還是加害者、被害者等不無矛盾的角色定位;更不滿足從法哲學角度闡釋成癮者生存品質的內涵,畢竟這些平面演繹或教科書式結論留給自己的乾貨不多。
司法行政強戒所轉而向政府醫療衛生管理部門、民政部門尋求合作,2020年各省市司法強戒系統不同程度啟用遠端醫療會診系統,將自身納入社會醫院醫聯體和120急救系統,戒毒所不僅具有戒毒診療資質,還通過14個醫學專科聯盟,解決專項(併發症)治療的需求。由於場所關注點發生重大變化,近年成癮醫學、精神衛生醫學和心理學學者與強戒所戒毒專家在《中國藥物濫用防治雜誌》、《中國藥物依賴性雜誌》上聯合發表的成果數量頗多。這說明應對嚴重的公共衛生問題不宜也不應單純依賴於規範推導。
在涉及場所強戒政策和方法層面,近年諸如循證戒治”“四四五”“三期四區”“三期一延伸”“351”等術語出現頻次很高。作為各省市戒毒系統試行治療模式的縮稱,它們的同質性是:(1)根據成癮者生理、心理狀態展開針對性治療和康復;(2)重點是施予心理疏導、體能訓練、行為矯治,以及職業技能和勞動意識培養;(3)幹警走出場所深入社區,銜接社區康復和幫扶出所人員。以浙江省四四五為例,該省強戒場所被要求細分為生理脫毒區、教育適應區、康復鞏固區和回歸指導區,對應採取四種方法,即病房式、軍營式、校園式和社區式管理方式,然後採取五套專業技術對此予以支持,即戒毒醫療、心理矯治、康復訓練、教育矯正和診斷評估技術。可見隨新模式運行,以關代治,以管為教慣性明顯消解,所謂制服效應包括懲戒色澤明顯淡化。
其次,司法行政強戒所普遍採用中國藥物濫用防治協會提供的系統的治療標準。
由於適時引入當地醫療資源和科技手段,有些省市摸索和規範適用重複經顱磁刺激治療、虛擬實境戒毒矯治、腦波認知幹預、智慧心理矯治、運動抑癮訓練等方法,有些省市聘請成癮醫學或精神病專家入所會診,指導駐所醫生制訂、調整治療方案2011年至2016年筆者得到系統研究湖南司法行政戒毒模式的機會,對其制度轉型感觸頗深。據2016年中國藥物濫用監測報告,湖南是全國毒情最嚴重的六省市之一,因其場所規模較大,戒毒模式變化具有代表性。2008年《禁毒法》頒行後,該省被強制隔離戒毒的人員全部列入社會醫療保障範圍,基本解決了成癮者併發症多且經費不足的問題。與此同時,為緩解醫療資源不足和避免外出就醫的安全隱患,該省20餘個強戒所全部啟用遠端體檢和醫療服務模式,每年只須向平臺醫院支付40萬元,該省所有強戒所即可獲得各大醫院或各專科醫院的診療服務現任聯合國麻管局第一副主席的郝偉教授還長期擔任該省司法行政戒毒系統的特聘專家,成癮醫學專家趙敏教授的早期研究也是以該省戒毒系統活動為主要樣本。特別值得一提的是,長沙市強戒所還與湘雅二醫院簽署長期合作協定,藉助其優質專科醫療資源提升戒毒品質,湘雅醫院精神科醫生每週一次入所坐診,持續觀察患者病情及變化,指導場所醫生調整治療方案和規範用藥。由於場所醫療資源相對齊備和人員素質優良,《世界衛生組織/中國成癮行為與健康合作臨床研究基地》於2017年落戶該所。
另外,2015年國家禁毒辦聯合七部委出臺《關於加強病殘吸毒人員收治工作的意見》,原意是採取保安性監管措施防範患有愛滋病、心臟病、尿毒癥和吞食異物自傷自殘的成癮者惡意傳播疾病,抑制其採取肇事肇禍行為。照理說,司法行政戒毒場所懲戒功能由此被強化。其實不然,為收治這類人員,該系統加大與地方醫療衛生管理部門的業務聯系,由於接受該部門指導的同時得到社會公益醫院協助,場所醫療設備明顯優化,醫護人員診療能力明顯提升,臨床治療、應急處置和職業防護方案更加完善。換言之,整個戒毒活動的節奏並未由此被帶偏,強戒所亦未淪為純粹圈禁場所。
再次,藉助社會力量展開心理疏導和就業指導,充分發揮場所綜合服務的優勢。
戒毒不是一個簡單藥物治療問題。社會公益醫院的優勢是能針對成癮症狀制訂和調整治療方案,劣勢是無綜合服務功能,司法行政戒毒系統的優勢是背靠政府資源,將惠及全民的福利政策引入所內,引入社會力量展開就業培訓和線上教育,解決被收治人就學和就業等需求。可見,只要改變封閉管理單色調,在治療前期針對自陷性疾病,激發自我控制動機、提升對周邊事物的覺察和應變力,後期持續陪伴、支持和促成回歸,場所強戒可以通過漸變帶出治療的新節奏。
最後,突破《禁毒法》確認的戒毒體制和職能分工,普遍採取後續照管模式。
按《禁毒法》規定,社區康復不是司法行政戒毒系統的職能,但在實踐層面,整個司法行政強戒所打開圍牆思維,強化對出所人員後續照管,鞏固治療效果。2020年司法行政系統全面部署設置出所人員的後續照管工作指導站,派出戒毒幹警深入社區展開後續幫扶活動,定點思維轉至戒毒體系性思維,質變特性更明顯。
應當看到,場所管理節奏的改變不是規範的硬性要求或受命於行政指令,作為基於治療目標的理性選擇,場所以自己的行動方式回應社會需求,具有自發性,它受益於法律人自我覺醒。強戒所淡化執法色澤,基於服務意識令自己活動不再受場域限制,真正將治療觀念帶入社區,因而具有反哺社會的性質。幹警走出場所的大門是場所自找麻煩,給人的第一印象是制服壓制因此擴至社區,事實卻是戒毒幹警在場所管理中積累了豐富的治療經驗,他們參與介入社區康復,能夠幫助社區管理人員和居民清晰認知康復原理和指標,幫助出所人員融入正常生活,減少對毒品的依賴。當然,目前戒毒幹警走向社區還沒有提前打開場所大門的性質,這表明制度調整的力度距離戒毒一體化要求還有距離。
三、強制隔離戒毒移送條件何以趨嚴
按邏輯推斷,強制隔離戒毒部門觀念和方法改變足以鞏固其在戒毒體系的核心地位,客觀事實卻是移送強制隔離戒毒人數自2018年起逐年減少。2020年強戒所收治人數呈斷崖式下降,總人數大約減少50%,即僅10萬人左右,回到新世紀初場所收治規模,個別強戒所甚至出現幹警人數接近收治人數的情況,對此有人歸納原因:(1)不同形式戒毒方法發揮作用,致使移送強戒所人數減少;(2)《吸毒成癮認定辦法》施行後,一定程度提高了移送強制隔離戒毒標準;(3)複吸率下降,多進宮戒毒人員減少;(4)新精神活性物質未及時納入管制,收治這類成癮者存在法律障礙。整體上看,場所強戒退居其次存在歷史必然性。
首先,改變觀念調整戒毒策略是改變戒毒格局的重要原因。
表像上看,收治人數減少一定程度上歸功於嚴曆打擊毒品犯罪,畢竟毒品供應少了吸毒人數必然減少;收治人數減少還可歸功於既有強戒策略,畢竟癮癖治癒了移送率就下降了。但前一判斷無法解釋過去一段時期我國毒品犯罪人數與吸毒成癮人數何以同步攀升,按後一因果判斷,成癮者更應悉數送入強戒所。早在2014年毒情嚴峻期間,中共中央國務院《關於加強禁毒工作的意見》就提出,創新吸毒人員服務管理,全面推進社區戒毒、社區康復工作,規範強制隔離戒毒工作。所謂全面推進明確了戒毒重心,同時向強戒所適時打開出口提出要求,而規範重點是場所提升管理品質。2015年國家禁毒委辦聯合十部委印發《全國社區戒毒社區康復工作規劃(2016—2020)》,具體分解和逐年落實社區戒毒康復率指標,此後,隨著基層政府職責明確,禁毒專幹和社工配置,社區戒毒康復聯動機制的作用漸顯,公安機關降低了移送場所強戒的頻率。
其次,第二代毒品佔居毒品交易市場主要份額,三年未複吸人數與場所收治量下降重合於同一時空(見圖二),是社區戒毒率得以提升的重要原因。

由於目標設定為治療,強戒所收治人數是應變量,消費毒品種類和療效都是重要自變量。2014年我國大陸合成毒品濫用人次首次超過海洛因濫用人次,佔比60.5%,2015年新發現吸毒人員中濫用合成毒品的人佔80.5%,此後三年沒有同步公佈戒斷率。2017年國家禁毒報告首次公佈三年未複吸的人數,此後形成慣例,2019年全國戒斷三年未複吸的人數首次超過現有吸毒的總人數,此後兩年未複吸人數處於明顯增長的態勢(詳見圖二)。由於合成毒品濫用更宜採取社區戒毒方式,這是場所強戒退居其次的重要原因。
複吸率降低與合成毒品成癮性略低存在正相關,不僅被上述大數據證實,還得到實地調查的印證。一直以來,儘管場所收治不以吸食毒品種類為標準,不同成癮物質濫用只是針對成癮者制訂治療方案時才起作用,但經臨床觀察,以吸食冰毒、麻古為主的成癮症狀不同於海洛因成癮症狀,越來越為人們所認知,這帶來如何分類診治的追問。具言之,兩代毒品雖有很強致癮性,但合成毒品成癮者稽延反應相對較輕,一般無須經歷生理脫毒,因而不宜一律隔離二年。兩相比較,海洛因成癮者對毒品需求量更大,濫用頻次更高,覓毒慾念更強烈,複吸率也就更高,分類診治中,對其隔離治療可為其減少對毒品依賴爭取基礎條件。而與海洛因(神仙藥)鎮靜作用不同,冰毒等合成毒品(高興藥)對人體的作用是興奮中樞神經,展開社區治療效果相對明顯。筆者於20207月在四川什邡市主城區、紅白鎮等地訪談了二十餘名吸食冰毒、氯胺酮的人,問及他們有無吸毒慾望時,頻率很高的答案是說我沒有,那是假的,只要有人邀約或有吸食機會,慾念就很難控制,問及願否進所治癒心癮,幾乎一致的回答是不,顧及家人和自身利益,自己會盡力剋制不碰毒品。這些受訪者都未經場所強戒,在三年前因吸毒被記錄的7人中,3人經綜合評估包括毛髮檢測未碰毒品超過三年。合成毒品成癮者經社區戒毒尚有減少毒品依賴的事例,表明依託社區戒毒,採取科學檢測技術約束其行為,療效還有提升空間。
由此可見,無論保證個人生活品質還是控制病情,節省財政支出還是減少過度使用強制手段的風險,場所收治門檻都應抬升。但這不表明合成毒品濫用對自身和社會致害程度就低,相反,即有醫學結論是:合成毒品濫用導致腦部不可逆損傷的概率更高,綜合自損程度更深。我們在強戒所訪談中發現,一些合成毒品致癮者無法集中精力回答問題,個別人對話顛三倒四。在湖南白泥湖自願戒毒所調查時,我們還看到個別成癮者因生活不能自理而不得不由家人陪護,為數不少的患者行走重心不穩。問題在於,強戒所功能是成癮治療,針對腦部不可逆損傷及其他併發症的治療明顯超出其能力範圍,藉助家庭和社會醫療康復機構,他們可以得到更具針對性的治療。
再次,全面推進社區戒毒康復目前已具備條件,收治人數減少是順勢而為。
近年全國治安形勢好轉和毒情緩解,都顯示出基層政府組織、協調能力的提升,說明社區網格化管理初見效果。公安機關加大打擊製毒環節,導致冰毒、氯胺酮等毒品的黑市價格一漲再漲,甚至逼近海洛因價格,加上疫情防控在相當程度上減少人員流動,個人活動軌跡精準定位令制販毒風險加大,經濟不景氣和收入降低,合成毒品成癮者基本屬於低收入人群,以致絕大多數成癮者消費能力下降,此時,禁毒部門不再困於被動撲火,壓縮場所收治率和綜合降低制度成本,既具可能性,又符合治療要求和法治社會規律。
四、強制隔離戒毒如何慎用
過去一段時期,法學、成癮醫學學者中有人針對強制隔離戒毒缺陷和不足給出替代或改進方案:(1)將戒毒治療全盤移交社會醫療系統。因為無論是依據成癮病理,還是遵照循證治療規律,強制隔離戒毒都應當與傳統司法活動相剝離。(2)為規範封閉場所的活動,應當加大司法控制的力度。鑒於強制隔離戒毒帶有限制人身自由性質,在其正當性未獲得理論補強之時,有必要由法院裁決移送強戒同時強化檢察監督。(3)背靠現有規範體系和制度框架,壓縮場所收治範圍。絕大多數成癮者因吸毒過錯負有接受治療義務,因其疾患擁有被治療的權利,《禁毒法》定型的強制隔離方法包括期限都基於阿片類成癮病理,因此強戒所收治對象就只應是有治癒可能的阿片類毒品成癮者。三類建議達成共識是:強制隔離自帶過度壓縮被收容人權益的風險;既然定位於治療,它只能是社區戒毒的補充。對此,除第二個方案得到最高人民檢察院和司法部政策研究部門的重視外,其他主張似乎只是期刊文獻庫中零星標題和簡短摘要。表像上看,制度實踐沒有採納理論方案,情況並不糟糕,毒情緩解反而將倡導改制者推到失語的境地。實質卻是,場所強戒的蛻變和新戒毒格局的形成或顯或隱受到理論影響。一方面,政府介入毒癮治療在於成癮醫學不能承其所重,基於藥物濫用是困擾全球公共衛生系統的難題,場所強戒拓展與醫療、民政、教育和社區合作管道,接軌社區康復,與轉型或壓縮強制隔離戒毒的主張,明顯是相契合的。另一方面,鑒於毒情緩解與儘量減少人員流動的防疫策略相關,實踐中甚至存在成癮者不惜誇大毒品交易數量領刑而逃避更長時間的隔離強戒的個例,強制隔離戒毒機制還須妥當解決新問題。具體選擇如下。
首先,將應收盡收戒毒策略明確解釋為必要時收容
收治人數隨社區戒毒力度增大而減少,不同於強制隔離戒毒退出現制。現有強戒場所平衡保護個人自由、健康與社會安全,淡化傳統管控色澤,積極與社區戒毒方式銜接,遵循個人權利保護和社會治理規律的理性選擇,可在無突變情形下令自身處於運行平穩的狀態;在疫情防控和經濟下行等非常態時期,吸毒人員總量減少是收治人數銳減的重要原因,因此,為應對毒情反彈,須保留相應場所資源。據權威資料,2019年全國濫用海洛因的人數仍有80.7萬人,佔37.5%。這類人在不同省市強戒所內比例不同,20217月湖南省司法行政戒毒系統收治的戒毒人員中,吸食阿片類、大麻等自然毒品成癮者比例是48%成癮者中還存在多藥濫用的情況,這類人成癮治療亦可能啟用場所強戒。此外,阿片類毒品成癮者首次被送入場所不表明他們就是新吸毒人員,隱性吸毒人員不斷被發現,也表明應保留相應的收治規模與治療力量。
現階段雖不必糾結於強制隔離戒毒存廢,收治人數卻應當穩步壓縮:(1)收治對象逐步限於阿片類毒品成癮者,同時按成癮醫學標準篩選入所人員,即通過對吸毒人員人體生物樣本檢測、收集其吸毒證據或者根據生理、心理、精神的症狀、體徵等情況,判斷其是否成癮以及是否成癮嚴重,決定是否收治。(2)依據海洛因成癮者人數下降且老齡化,控制場所收治量。2016年中國藥物濫用監測報告,當年合成毒品濫用人群是新發生藥物濫用的主要人群,佔86.8%,濫用合成毒品人員中35歲以下青少年佔65.8%,而海洛因濫用者當年平均年齡達到38.7±8.7歲,50歲以上的成癮者佔9.1%,此後國家食藥監局雖未公佈相關數據,毒品消費態勢卻無明顯變化,因此高齡吸毒成癮者非特殊原因宜採取社區戒毒。(3)只要臨床治療方法無明顯變化,將三次以上進入強戒所的阿片類毒品成癮者列入社區維持治療範圍,收治量還會下降。
其次,啟用場所收治特定的成癮者須經危險評估。
2015年起,鑒於兩類病殘吸毒成癮者肇事肇禍對他人生命財產安全造成嚴重威脅,強戒所被要求開闢專門區域,配齊醫療衛生設備,在衛生計生委部門指導和協調下藉助社會醫療資源,對其展開戒毒醫療和常規治療。
兩類人員中第一類人是患有愛滋病、心臟病、尿毒癥、傳染病等嚴重疾病,尚有生活自理能力,且已實施傳播疾病、侵財、販毒等行為或者存在危害社會現實危險的吸毒人員。收治這類人確有保護社區安全的意思。客觀上看,公安機關防範和管控這類危險人群的手段並不多:如果以涉嫌犯罪為由將其逮捕,看守所明顯不具治療條件;如果啟用公安醫院對其治療且限制其自由,隨即訴諸法院,法院既便認定其構成尋釁滋事罪或其他犯罪,也會因其患嚴重疾病而裁定監外執行,他們的社會危險性仍未解除;即使判罰入獄,他們的監禁期限往往數月乃至更短,問題亦未解決。將其迅速送入強戒所,在衛生計生委部門業務指導下,利用公益醫院提供遠端醫療服務,利用社會志願者予以遠端心理疏導,既可治療其基礎疾病和戒毒,又能在兩年內還社會於安寧。第二類人員是為逃避入所治療而吞食異物自傷自殘的吸毒人員,收治的理由或是對以身試法的行為絕不縱容。
利用強戒場所減少成癮者肇事肇禍概率,儘管確屬不得已,但對成癮者威脅肇事的行為,法律的反應更應遵循行為與責任原則,對屢次犯罪連續做出刑法回應,判處監禁刑,其實還是有空間的,一律收治根據不足且可能助生刁頑之風。對於有肇禍風險的成癮者,尤其是吸食合成毒品導致中度以上精神障礙而可能危及他人生命健康的,啟用精神病強制治療,比送入強戒所更合適。至於那些為逃避入所治療而吞食異物自傷自殘的吸毒人員,應否一律收治和何時收治,亦須細緻辨析,畢竟自傷自殘有程度之分,待其完成或基本完成傷殘治療後再考慮戒除毒癮方式,更具針對性。很多時候,不加區別的收治會累積更多問題,或帶來更複雜的問題,這類人往往收進去容易,送出去難,且併發症治療成本過高。因此,對這類人群進行系統科學的危險評估,制定針對性強且具實操性的個案處置方案,要比硬性規定更妥當。況且自2018年起,公安部對兩類人的入所標準已做壓縮:患有嚴重疾病,強戒所不具治療條件可能危及生命的;生活不能自理的;懷孕或哺乳期婦女;仍然不得收治。
再次,借《禁毒法》醞釀修改之際,單向確定強制隔離戒毒時間上限,縮短隔離期。
《禁毒法》第47條規定了強制隔離戒毒時間上限和下限。一般強制治療期限是二年;強制隔離戒毒一年後,被收容人經診斷評估可提前出所;需要延長的,可繼續收治一年。普遍確定二年為時間上限可以理解,確定下限則須細究。《禁毒法》所以確定最低治療期,是因為針對海洛因成癮者施予一年戒治明顯不夠,複吸率高就是例證。但就慢性腦部疾病的治療而言,在所三年乃至更長時間的治療未必就夠。採取個體減少對毒品的依賴為治療標準,在完成生理脫毒和初步身體康復之後,被收治人適時回歸社區,進入社區康復,更符合治療規律,況且不設治療時間底限,不僅能降低被收治人重返社會的難度,還能減少成癮者不惜自稱犯罪而逃避入所治療的概率。
再其次,銜接後續療程,聯通社區綜合治理和服務機制的同時,跟進檢察監督和強化法律救濟程序。
在封閉場所,保障個人權利同時維護社會基本安全都須跟進監督,檢察機關採取面對面監督是被反復證明瞭的有效的做法。但勞教包括對其檢察監督機制一併撤銷後,現有巡迴檢察並未將強制隔離戒毒納入常規監督範圍。因此,儘管跟進監督不會將監督者帶入公權力運行中心地帶,檢察機關重新返場監督,是其職責所在。與此同時,通過司法控制,形成公權力相互制約,道理不言自明。但將決定強制隔離戒毒的權力交由人民法院,目前缺乏規範和體制支持,且制度調整力度過大,運行包括司法救濟在內的綜合救濟程序,被收治人權利受到或可能受到嚴重損害時,由其提出申訴控告,必要時檢察機關行使公益代表人權力,落實和改進對其具體權利的保護,更具可操作性和實效性。
五、並非騎牆的結論
與廢除勞教和收容教育的果斷抉擇相比,在系統回顧強制隔離戒毒制度發展的路徑及其理論變化的基礎上,運用薩維尼式的歷史譜系分析方法,提出慎用收容性處遇的理論主張,貌似老套,在個人權利和社會安全之間搖擺,似有立場缺失之嫌。
其實與政治保守主義相呼應,制度漸進並非貶義,相反,如此抉擇符合法治規律。在給定背景和條件下尋求一條有效抑制毒品消費的路徑,不僅更具挑戰性,它對理論供給的要求還是推陳出新。況且在《禁毒法》醞釀修改之際,提出優化強制隔離戒毒的制度方案具有迫切性。如前所述,隔離本身存在負作用。吸毒成癮者不同於普通患者,普通人對成癮者的排斥心理明顯大於對弱者的救助心理,這種社會排斥形成對政府隔離措施的強力支持,往往會偏離治療目標。況且,政府大包大攬,還讓相當數量成癮者寄生於場所,過錯者責任意識日愈淡薄,納稅人卻為其長期埋單。但是,面對毒品濫用的世界性公害,完整、有效和合理的治理方案絕非做一通邏輯推導或價值闡釋就能得知,很多時候歷數場所強戒不足不等於懂得正確選擇。因為規範構架和制度設計不同於自然科學研究結論與運用,決策者、管理者不可能事先獲得被實驗室驗證了的正確的方案和步驟。既然背景和條件不能預設,複盤戒毒運行過程和喚起相關研究記憶,細緻剖析管控與治療摩擦與互動,才更有可能找準制度創新的定力與動力。
在諸多對立關係純粹追求個人與社會利益的靜態平衡,確屬維繫現狀,但戒毒制度優化的受益者就是成癮者,換言之,本文結論是基於吸毒成癮者再社會化目標,而非在個人權利與社會安全之間搖擺。儘管社會個體對自身自由與安全的需求仍然不無矛盾,仍不足以幫助我們在科技過錯與個人任性造成的社會問題面前做出一步到位的制度選擇,但採取不同治療方法包括必要的隔離方法,幫助成癮者擺脫毒癮纏擾,重新過上普通人生活,是還其尊嚴和體面的起碼要求。
更重要的是,附條件運行強制隔離戒毒方式,本質是突顯社區戒毒的重心地位。吸毒成癮屬於慢性復發性腦部疾病,對此居家治療成本相對較低,作為自陷性疾病,經政府和社會聯合救助,成癮者有義務且最終須在有毒社區抵禦毒品的誘惑。節制收治量的現實意義還在於,逐步淡化附在特殊治療上強制色澤,最終抹去司法痕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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