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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的日常物價

大莫之國2022-08-25 03:48:580

與日常生活休慼相關的商品價格,一直為後代人所關注。
物價的高低,決定了商品的供應量,亦反映了整個唐五代時期人們的生活水準,因此宋代人對唐五代時期的物價記録很多。
宋人特別注意記録唐代的米價。
不過有關米價的記載往往是處於兩個極端的資料,要麼社會安定時期米價特別低,要麼社會動亂時期米價特別高。
低迷的糧價常是一些帝王統治時期社會安定的標志,但宋人發現並不是每次低糧價都受到後人的稱贊。
《賓退録》卷三談道:“唐太宗時,米鬥三錢,後世以為美談。梁天監四年,米斛亦三十錢。唐元和六年,天下米鬥有直二錢者,人罕稱道。然皆不若漢宣帝元康間,當穀石五錢矣,此古今所無也。東魏元象、興和中,穀斛九錢,可以為次矣。”
糧食豐收,社會穩定,就會出現低糧價。
如元和六年(811年),低糧價的主因是“天下大稔”,但這種低到極致的糧價亦衹是短時期內出現。
宋人對高糧價更為重視,如戰爭、災荒引起社會動蕩,導致糧食緊缺,這時米價往往十分特殊,價格高昂。
玄宗天寶十三載(753年),“連雨六十日。宰臣楊國忠,惡京兆尹李峴不附己,出為長沙太守。時京師米麥湧貴,百姓謡曰:‘欲得米粟賤,無過追李峴。’其為政得人心如此”。
為政和糧價雖有聯繫,但畢竟不是直接的因果關係。
這次糧價上漲的原因,主要是連雨兩月,引起運輸不暢,京師糧食供應緊張。
再如唐末昭宗乾寧元年(894年),彭城內窘蹙,景福“初年米每鬥五千,第二年十千,三年糧盡,百姓遞相啖食”。
後唐明宗天成四年(929年)“春,饑荒,米鬥四百文”。
戰爭時期的糧價,更是高得驚人。
唐末昭宗時,任命韋昭度為西川節度,討伐陳敬瑄。
其時成都城內“乏死者不可勝數”,“居人多以藜藿充濟,皆有菜色,殍僕者甚眾”。
軍人都跑到城外偷割新麥,“每一斗直二千餘金”。
後來城內外有了交易活動,“販米入城,以竹筒量賣,截筒深一寸,闊一寸,二百文,須三五人共賣,一人接錢,兩人把手定,則以米寫衣袖中,將歸研之,煮湯共吃”。戰火包圍城市造成一種特殊形勢,導致糧價十分高昂。即使後來稍有商人運糧販賣,亦是杯水車薪,糧價仍然高居不下。
糧價事關社會安定,所以政府十分注意,江淮地區有位商人,“有積米以待踴貴”,不輕易出售,一直想等待高價。
他畫了一幅圖,上面是一個人,“持米一斗,貨錢一千,以懸於市”,意謂要到鬥米一千文才出售,結果為揚州留後徐粲杖殺􀂷。
這是典型的發饑荒財。
宋人對唐朝的酒價亦十分關心。
史繩祖《學齋佔畢》卷二《酒價緋魚》雲:“丁謂參知政事,真宗嘗問唐酒價幾何,謂對以每升三十。上曰:‘何以知?’謂引杜詩云:‘速來相就飲一斗,恰有三百青銅錢。’上喜其對。”
宋真宗和丁謂的一段小對話,使宋人對唐代的酒價特別注意起來。
《猗覺寮雜記》捲上説:“有問唐酒價者,對以三百,引杜詩‘速來相就飲一斗,恰有三百青銅錢’。唐酒價見於《唐會要》。貞元二年,京城榷酒鬥百五十,比子美時已減其半。漢昭時,賣酒升四錢,又何賤也,豈古之升斗小耶?”
杜甫談到的酒價是鬥三百,但《唐會要》談到貞元二年(786年)的酒價是一百五十,這種下降的趨勢難道是容器大小的關係?
恐怕並不完全是這樣的。
有人認為這根本不是容器的問題,而是唐詩中的習慣用法造成的。
《芥隱筆記》談道:“丁晉公對真廟唐酒價以三百,亦出於一時耳。若李白‘金樽清酒鬥十千’。白樂天‘共把十千酤一斗’。又‘軟美仇家酒,十千方得鬥’。又‘十千一斗猶賒飲,何況官供不著錢’。又崔輔國‘與酤一斗酒,恰用十千錢’。”
唐代詩人喜歡用酒價鬥十千,所以這可能就不是真實的價格。曹植説:“歸來宴平樂,美酒鬥十千。”
這種“鬥十千”的説法由來已久,“十千恐未必酒價,言酒美而價貴耳”。
唐代的酒價到底是多少,宋人不斷對此進行發揮。
《野客叢書》卷三談道:“歷陽郭次象多聞,嘗與僕論唐酒價,郭謂前輩引老杜詩‘速令相就飲一斗,恰有三百青銅錢’。以此知當時酒價。然白樂天《與劉夢得沽酒閑飲》詩曰:‘共把十千沽一斗,相看七十欠三年。’當劉、白之時,酒價何太不廉哉?僕謂不然。‘十千一斗’,乃詩人寓言,此曹子建樂府中語耳。唐人引此甚多。”
於是王楙引了李白、王維、崔輔國、許渾、權德輿、陸龜蒙的詩,指出“十千一斗”都是唐代轉引到詩中的。
那麼杜甫詩中的三百錢是否有其他詩人使用呢?
他説:“‘一斗三百錢’,獨見子美所云,故引以定當時之價。然詩人所言出於一時,又未知果否‘一斗三百’,別無可據。《唐·食貨志》雲:‘德宗建中三年,禁民酤以佐軍費,置肆釀酒,斛收直三千。’此可驗乎?又觀楊松玠《談藪》:‘北齊盧思道嘗雲:“長安酒賤,鬥價三百。”’杜詩引此,亦未可知。
一斗十千錢是被否定了,但一斗三百還是沒有被肯定下來。
趙與時在《賓退録》卷三中亦就酒價進行探索,“予嘗因是戲考前代酒價,多無傳焉”。
唐詩中這麼多人談到一斗十千,總得有個説法吧,他認為:“或謂詩人之言,不皆如詩史之可信。然樂天詩最號紀實者,豈酒有美惡,價不同歟?抑何其遼絶耶?穆宗朝,王仲舒為江西觀察使,時穀數斛易斗酒,尤可怪。
他又引楊凝詩説:“湘陰直與地陰連,此日相逢憶醉年。美酒非如平樂貴,十升不用一千錢。
一斗酒的價格不到一千錢,與通常説的酒價完全不同。
宋真宗的偶然一問引起宋人對唐代酒價的關切,其實反映出唐人喜愛喝酒的社會風貌,這給宋代人留下深刻的印象。
其實,不同的時間段,加上唐代政府不同的榷酒政策、酒的品質好壞,都可能引起酒價的波動。
後唐天成三年(928年)七月十三日敕:“應三京、鄴都、諸道州府鄉村人戶,自今年七月後,於夏、秋田苗上,每畝納麯錢伍文足陌,一任造麯酒貨賣。”
亦就是説,老百姓的酒麯錢在不斷增加,製酒的成本在不斷提高,酒價怎麼會不變動呢?
宋人筆記中對唐五代商業的記載,不可能面面俱到地反映出商業發展的每個側面和細節,更不會是唐五代商業發展的全部內容,但從上述這些比較具體和深入的記載中,我們看到了唐五代商業及其發展變化的真實面貌。
通過這些細微的記載,我們發現唐五代商業的發展出現了很多新變化,社會對商業的認識,商品從販運銷售、進入市場,到城鄉民眾與市場的緊密結合、城鄉民眾從事工商業的普遍,都預示著商業的繁盛有了堅實的基礎。
無論是商業市場發生的變化,還是人們對商業和商人的態度、對工商職業的選擇,都是一種自然而然的演進。
回顧這種演進過程,我們不得不説,唐五代商業的發展已經跨入一個較高的層次。

——選自《宋人筆記視域下的唐五代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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