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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史正義·國史八書】:《天道書》(11)

國學傳播與文化創意2022-07-23 12:01:360

編者按

      新的一週開始了!“國學傳播與文化創意”公眾號將繼續與您分享毛峰教授新近撰寫的《國史正義》一書的精彩內容。今天與您見面的是——《天道書》,我們將跟隨毛峰教授的優美筆觸,穿越至上古時代的中原大地,一道回眸中華民族從孕育到誕生的那段波瀾壯闊的歷史。




毛峰教授簡介


     北京師範大學媒體策劃與文化傳播研究中心主任,中華文明傳播基金理事長、首席專家,北京師範大學文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國家社科基金重點項目負責人、首席專家,文明傳播學派創始人,央視國際頻道《文明之旅》嘉賓主講,央視等微視頻系列節目《儒家智慧》主講,代表作:《神秘主義詩學》、《文明傳播的秩序:中國人的智慧》、《傳播學概論》、《大一統文明:中國夢的文化詮釋》等,微信公眾號《清風廬》版主。




《國史八書·天道書


《國史正義》扉頁題詞


      ……





作者按


      國族經史典籍之“正統”者,正大光明、措置合理之人道自由統系者也;自三皇五帝以來,綿延10000餘年,上至名公鉅子,下至販夫走卒,但聞言“父義、母慈、兄友、弟恭、子孝”之“五常道”,必頻頻點頭、嘖嘖稱許、驀然心會者,乃因“五常道”貫穿宇宙萬物於一體,乃“最大人道公約數”者也;誰人無父母、子女、兄弟,父子之親、兄弟之愛、夫婦之恩、眾生之天然憐惜,雖橫暴蠻力,何足以阻遏之耶?三皇五帝、孔孟儒家有此“先見之明”,發揮為“仁義禮智信”之“五常”,締造出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之“綱常名教”道德統系,君臣綱維、彼此制衡之“中華古典憲政制度之瑰偉國體、政體”而全民族得以永生不朽焉!





正文


(續前文)


      我們發現:西方古典、近代文明體系,不僅不與中華文明體系相抵觸,恰恰相反,其與中華文明體系之奇妙契合,達到如此之深廣程度,使我們不得不贊嘆:全人類在血緣、文化、價值上的高度統一。

      領悟這種偉大統一的途徑,就是朱熹所謂的「盡心妙契」或陳寅恪先生所謂「同情之瞭解」,思想者必須超越近代學科體系,超越對某一論題的人為區隔或論者個體經驗之種種先入為主的侷限乃至偏見,躍入與萬物生命淵深而靈動的對話之中。

      筆者深深契合於德國現代作家卡爾•克勞斯之名言「起源即目標」:宇宙萬象,恰如《太極圖》之陰陽合抱、首尾相交,對立兩極必相通、相合,乃為「圓成」,即在協調、統一、和諧(圖式為圓型)中成熟、成就。近代啟蒙主義歷史哲學之「一元單進」模式,即人類由「原始社會」,單線演進為「奴隸製」、「封建製」、「資本主義」等圖式,早已被當代學術思想所否棄、所拒絕。因此,在中華文明價值圖式的基礎上,融會中西古今文明傳播之圖式,有可能產生出更具洞察力和解釋力的文明傳播學的基本模式。

      簡略地說,作為西方文明源頭的古希臘羅馬文明,是「神-人」之間交互傳遞價值的二元傳播模式;作為西方文明另一源頭的基督教文明,則是「上帝-神子耶穌、及其所創立的教會-人」的三元傳播模式;近代文藝復興、啟蒙主義則是「自然-人」單元傳播模式,啟蒙運動以及近代西方哲學的主流,把古希臘「神-人」模式逐步抽空、改造為「自然-人」的單一傳播模式,把「神」抽空,偷換為近代物理學意義上的「自然」,這一「自然」與「人性」在哲學上被等量齊觀,自然、人生的終極格局,都被設定為人力所能認識和操控的,這實際上抹殺了「神」作為西方文明傳播模式中最本源、最超越、最根基性的一級,西方近代文明因此陷入尼采所謂的「上帝死了,是我們把他殺了!」這一價值空虛的傳播模式,亦即現代文明沈迷於「傳播空洞」中難以自拔的精神境地。

      所謂傳播空洞,指在個人和群體從事文明傳播行為時,其傳播的內容、核心,缺乏具有統一指向的、共享、互動的價值生成模式,而「傳播」的本義即為共享,不能共享價值的文明傳播,往往造成文明活動的一系列災難,譬如目前蔓延全球的生態危機、恐怖主義、政治對立、文化退步、道德危機、軍事沖突等等巨大的、整體性的全球文明危機與社會問題。

      本著現代生命現象學的詮釋思路,以《河圖》之宇宙圖式為藍本,吸納天地神人這四重世界整體、陰陽互動之生成流變法則、金木水火土之生態傳播要素、仁義禮智信之文明傳播諸要素,使幽明、始終、生死、精氣、鬼神等宇宙變化關系錯綜其間,演成一幅生生不息、活氣躍動之「世界秩序」(天道)。





      筆者認為,整個宇宙圖式,可分為三個大圓圈:最外圍的是天道(天地之文)圈,包含整個宇宙的生態系統,突出凝聚為金木水火土之萬物生態條件以及人類物質生活的諸多層面;進一步為神道(神文)圈,包含世界各偉大宗教體系、哲學體系所信仰、所思辯之最高存在,如古希臘之諸神、基督教之上帝、佛教之如來、伊斯蘭教之真主等一切宗教之神、一切哲學之「道」(理性、良知、邏格斯、精神、宇宙生命、存在等),這一圈是天道圈之內在主宰(神)與外在顯現(明),天道依此圈而運行,人道依此圈而樹立,乃一切自然、社會、文明之最深根基;最內一圈為人道(人文)圈,內含仁義禮智信之五大文明要素,而「仁」居這一圓圈之核心,投射出文明傳播的內在價值秩序,所謂仁義禮智信,古稱「五常」;其中,禮、義之樹立、廉恥之講求,古人(管子等)又稱之為「四維」,乃構成文明傳播之基本價值模式、精神模式、道德判斷之基礎,各項文明事業乃據此成就。管子曰:「禮義廉恥,國之四維;四維不張,國乃滅亡!」可謂道出文明傳播機製之最深奧秘。

      從中西文明傳播的不同路徑看,以古典憲政自由體製為核心,分別推演出華夏禮教、西方理智之側翼、兩維,分別孕育生長出中西兩大文明傳播機製之原型:在文明製度方面,原始民主共和製度(如炎黃時代之部落公推共主製、堯舜禪讓製、兩漢薦舉、察舉之「選舉社會」、「文治政府」、古羅馬貴族共和製等)、古希臘城邦民主製、近代三權分立、分權製衡之普選民主製等,均對文明傳播的現實產生巨大影響。

      在文明理想方面,伏羲依圖設卦、黃帝製作人文、顓頊「絕地天通」之宗教革新、堯舜禹之立德立法、周公之製禮作樂、孔子之創立儒家、老莊等諸子學、經學、佛學、理學等偉大價值建樹;荷馬、赫西阿德、畢達哥拉斯、赫拉克利特、蘇格拉底、柏拉圖、亞裡士多德、芝諾、馬可•奧勒留等偉大聖哲之設教誨人;佛陀、耶穌等聖哲之設立僧團及傳教等;當代全球社會觀念、體製之傳播僵化以及愈演愈烈之生態災難、貧富分化、正義傾覆等種種亂象,將從之獲得解脫之道、智慧之源;

      仁之內核,乃「自我獨立欲求」即「自愛」之擴充:自我欲挺立於人群、贏得尊敬,就必須親愛人倫、感通萬物,孔子稱「立」;自我欲挺拔於流俗之上,贏得愛戴,就必須上達天文之道、神文之妙,即領悟宇宙萬物、人文世界之真理,孔子稱「達」。這就是「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之中國傳播學、文明傳播學上領天命、下會萬物、旁通人倫、挺拔流俗之內在價值核心,中華文明、一切文明內外傳播之深層機製、「四通八達」、八面來風、自愛愛人之道德金科、價值玉律也!

      讀者若稍通西方傳播學之基本分類,就能發現:西方傳播學之四大分類,僅有文明傳播學思維之兩維:自我、人際、群體、大眾傳播,均在一單維平面上,根本缺失上接天命之「神聖傳播」維度和「感通萬物」(包括自然生態和社會人生系統在內)維度,因此器局狹小、解釋力貧弱、缺乏價值建構。

      近代西方人之逐步背棄蘇格拉底、柏拉圖、亞裡士多德、耶穌之遺教,一如近代中國人之逐步背棄孔子、孟子、荀子以及老莊佛陀之遺教。

      蘇格拉底說:「知識即善」;耶穌說:「我就是道路、真理和生命」;孔子說:「人而不仁如禮何?如樂何?」;佛陀則以「諸行無常、諸法無我」為訓,均教導世人,放棄貪嗔痴之小我執著(我執、法執),順從最高的宇宙本我——至善、理念、目的、真理、仁義、良知、道德,最終由小我到達大我。  





      我們降生之初,就用嬰兒清亮如洗的、無限好奇的目光,打量世界:這是一個怎樣的世界呢?

      我們伸手去抓某種東西:大人們擺上食品、化妝品、紙筆、錢幣,讓我們去抓,以便判斷我們一生的命運:這本身就是一件多麼深奧、神秘的事情!

      稍微大一些,我們就會懂得:這世界上沒有可以抓牢的事情——

      唯一能抓牢的、能確證的一點是:我需要這個世界,我沒有它不行;

      它供給我需要的一切:食品、美色、男人或女人,以及圍繞這二者運行的一切——紙筆用來歌頌美食、美色,錢幣用來羅致美食、美色,衣食住行的一切都圍繞這食、色之美旋轉,有時高速旋轉到令人頭暈目眩、匪夷所思的程度,直至走到美的反面,即老子所謂「五色令人目盲,五味令人口爽」、「為求美反而不美」的狀況。

      只要稍加克製,人就能自由,從而徜徉於人生的第一座花園中,即對世界的欲求而產生的滿足、快感、自由中,孟子對此有一句精闢千古的名言:


      「可欲之謂善」(《孟子•盡心》)


      即:可以引起欲求的東西,都是好的、善的,換言之,只要這一事物是能引起我們的身心愉悅、能滿足我們的欲求、使我們自由的,就是在道德上值得肯定的,在倫理上可以接受的,是符合自然秩序(道)和社會人文秩序(德)的,是「善的」。

      歷來各大宗教神學或世俗獨斷的文明體系,往往因為「人慾無度」而宣判「人慾」是罪惡的、骯臟的、醜陋的,這種禁慾主義傾向,在中華文明傳統中是較少的。這裡,理解孟子名言的重點在於「可欲」之「可」,即「適可之慾」,即適度的欲求,「可欲」不是適得其反的「縱欲無度」,而是恰到好處地享受食色之美。

      朱熹淺陋訓解的《孟子集註》解「可欲」為「可以指望的」,非孟子原意,是「程朱理學」的錯誤訓解。

      在孔子、孟子等原始儒家看來,人的欲求是自然合理的,只要適當,就應當最大限度地加以滿足,孔子主張「食不饜精,膾不饜細」,即飲食要精美,但不要太飽足(饜),孟子認為「長大美好」為人生一福,也就是認為外貌之美也值得追求、享受。

      正如同世界本身不可窮盡,這世上的食、色之美,也不可窮盡,因此,對食色之美的適度欲求,是符合自然與倫理的,是善本身、自由本身。

      中國人所謂善的、好的,建立在適度欲求的滿足、享受之上,這一點與蘇格拉底的名言「知識即善」適成鮮明對照:在西方人看來,知識的追求本身就是善,一旦獲得真知,人就可以掌握自身進而控製、操縱整個自然世界與社會人文世界,而孟子「可欲之謂善」則註重人類欲求的合理滿足,而把這種滿足的適度,判定為「善」。

      換言之,盡管古希臘也有「萬物勿過」的格言,但西方文明的主導傾向,是從求真知的過程中享受到人類對自身能力的自信、滿足、快感,即尼采所謂「強力意誌」的滿足快感;

      而中華文明作為農耕文明,更註重對自然萬物自身完美、安足、「自組織」狀態的體認、適度追求享受。

      梁漱溟因此稱「西方文化是一味向前尋求滿足的」,即斯賓格勒所謂「浮士德型」;而「中國文化則是適度自我約束的、協調適中的」,確為深有見地之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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