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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亥百一十年 歷史細節中的戲劇與偶然

梅林悅春秋2021-10-11 12:51:240



 壹 揚州 戲劇化的光復 


魯迅先生在《阿Q正傳》中,給阿貴了一夜的美夢,夢到自己也是一身白衣白甲,“手執鋼鞭將你打……”

“至於革命黨,有的說是便在這一夜進了城,個個白盔白甲:穿著崇禎皇帝的素。”

在阿貴腦海裡,當時的革命黨就是反清復明,為崇禎帝復仇的形象。

而此外,他也不會有太深刻的感受,還沒有來得及和尼姑子一夜風流,就被當做反賊拿了去槍斃。

“過了二十年又是一個……”

上法場的路上,只是看到人群裡的吳媽,他才有了喊出這半句的勇氣。



孫天生上法場的時候,卻比阿貴強百倍,他喊出的詞句是:“老子也做了三天的皇帝,誰敢說半個不字!”

我猜測,孫天生和他的故事,是魯迅先生創作阿貴現象參考的原型之一。

民國初年許幼樵所著《揚州辛亥吟》中記載了孫天生的故事,儘管支離破碎,和上其他人的回憶,大致能夠復原一個輪廓。

有的人說,孫天生是個揚州青樓中廝混的大茶壺,也稱龜奴,也有的人說,他是革命黨的“坐探”,而《揚州辛亥革命事蹟調查報告》一文中援引一些揚州市井的回憶,稱其“本姓巴,祖先是甘泉縣錢糧做公的。”

又有人說孫天生小時候讀過幾年書,還有人說他做過圬匠,更有人說他是教場口遊民小頭目——說辭行行色色,背景複雜離奇,不一而同,總之無非揚州市井中廝混的社會底層,流氓無產者一枚。

但就是這樣一個生活在社會底層的平民,在強烈的改變現狀,改變命運的訴求驅使下,卻做出了一番驚天大事。



1911年10月,辛亥槍聲後沒幾日,孫天生找到了駐紮在揚州城外的清巡防營定字營管帶李祖培,充分運用他從青樓、市井之中獲得的一些小道消息,謊稱自己為中山先生族弟,奉命光復揚州,勸定字營弟兄們和自己一起去發財。

《揚州辛亥吟》載,11月7日時,孫天生騎馬再次來到靜慧寺兵營駐地,終於成功策動了定字營40多名丁勇和他一道“起事”

既然是革命軍,當然是要有白衣白甲的,孫天生因此先到路邊綢緞莊,搶了一批白洋綢分給眾人,弟兄們渾身纏披,恍若印度女子披著的麗莎一樣魔幻。

這對人馬以兩面白旗為先導,上書“還我河山”、“光復大漢”,簇擁著騎著高頭大馬,“身纏白縐,自頂至踵”的孫天生——自稱為“孫都督”。

在其身後的五六匹馬上,分別坐著江都知縣桂聚慶,以及警局巡長、綠野茶社老闆等當地一眾名流。

隊伍浩浩蕩蕩向揚州城開進,路上居然遇到了清甘泉知縣禹崇齡,嚇得他當街叩頭如搗蒜。

揚州,江浙富庶之地,清朝最肥的缺——兩淮鹽運使就專設此地,作為揚州最大的官員,滿正紅旗的鹽運使增厚聽說革命軍入了城,嚇得從西花園翻牆而逃,無影無蹤。



倒是揚州知府嵩峒有點滿人的尊嚴,風聞黨軍入城,時稱其在自家後院投池自溺。

眾所周知,後院裡的池子這種景觀設施基本上不會太深,投下去也死不了——然而也算是嵩峒為大清捐軀了一次,此後麼……便也不知所蹤。

連孫都督一根毛也沒見到,官兒們就逃了個乾乾淨淨,把揚州城拱手相讓。

晚九時,孫都督帶隊下,眾人揚州南門叫城而入。

《揚州辛亥吟》載,眾人入城後直奔最有錢的機關單位——鹽運使衙門, “鳴槍示威,衝入運署,破庫洗劫,元寶、散銀滿地,冊籍零亂。”

此後,發了財的丁勇開始吃喝,鑽起了妓院,最終做了鳥獸散。

但孫天生還是要做都督的,走了丁勇,他麾下卻還有一干市井好友捧場——有名有姓:甘泉快頭袁德彪、毛坤;教場口打拳賣藝的劉癩子;小東門塑佛像的夏菩薩;東關外削竹筷的謝大瓜;賣膏藥的夏恩培;倒賣古董的尹祺祥和做廚子伙伕的陳長林……



除了這些販夫走卒之外,當然還要有知識分子——一個叫黃石巖的警局文員也加入了孫都督大軍,“還我河山”、“光復大漢”多半就出於他的手筆。

因黃石巖通曉“黃帝紀元”,所以當晚至次日,揚州主街轅門橋大街(今國慶路)小巷的商鋪積極響應,或用白毛巾,或用白紙為白旗,上書“大漢黃帝紀元元年”。

就這樣,孫都督還用“揚州都督孫天生之印”貼出了安民告示,自任為揚州第一任都督,宣佈光復。

作為光復紅利,他通令人民安居樂業,三年不完糧,諸捐雜稅全免,責令商品不得漲價

“倉卒間,市民不蘊,群出歡迎,士紳亦有趨往周旋者。”

周旋者為揚州士紳方爾鹹、周樹年等人,前去拜望孫都督,詢問如何治揚,結果三言探得這位都督底細——是個一句整話也說不周全的草包,百無一用。

這些人精豈肯在這個流氓治下謀生?

於是,方、周人等一面虛與委蛇,一面派人連夜過江搬救兵,聯絡被清廷詔安的昔日鹽梟徐寶山派兵鎮壓。

11月8日,徐寶山帶領一百餘人突襲揚州城,從南門鈔關登岸,活捉了孫都督。就這樣,第二任揚州徐都督以革命黨真身的身份,砍了第一任揚州孫都督的頭。




 貳 武昌 “走火”的第一槍 


不過,揚州總算是光復了。

如此順利且兒戲的光復,不能不說和一個月前的辛亥槍聲沒有關係,但武昌首義多多少少也和揚州光復這件事一樣,充滿著偶然和戲劇性。

1911年春,孫中山在海外籌款,黃克強在廣東聯絡,革命黨就開始謀劃發動廣州起義,號召來自來自國內的精英聚集羊城——當時號稱“八百選鋒”,結果只到了四百人,臨事也就一百三十餘人參加。

4月27日下午,黃克強身先士卒,發動敢死隊員突襲兩廣總督署總督張鳴岐掘洞逃生。

這已經是同盟會的第十次武裝起義,最終被水師提督李準派來的北洋軍彈壓,除了留下黃花崗七十二烈士,其他一無所獲

起義失敗後,孫中山依舊留美,黃克強倉促逃港,短期內實已放棄了再次起事的盤算。

春季裡精心經略的起義慘遭失敗,秋季裡毫無準備的一場意外卻居然光復了武昌城,繼而引發了全國響應,造成清政府土崩瓦解,歷史就是這麼會開玩笑。



現在很多人將武昌首義之成功,歸結於1911年6月,四川爆發的保路運動持續升級,宗社黨人中的能吏、川漢粵漢鐵路督辦大臣端方率新軍飛馳入川彈壓,造成了武昌空虛,客觀上為武昌起義創造了條件。

事實上,這種觀點的漏洞也非常大,因為被端方調走的新軍八鎮第16協第32標,反倒是革命黨人佔多數的

這一年春天,武漢新軍各標營均已經建立起文學社、共進會等進步組織——主要集中於第32標,到武昌起義時已經有5000多名士兵加入了組織佔總兵力的三分之一。

因此,第32標還未入川,就發生兵變,將端方拘捕,不顧其跪地百般求饒,將其處死。

反倒是駐留武昌的新軍中的革命黨骨幹,在事發前一鬨而散,逃了個乾乾淨淨。

10月8日晚,文學社社長蔣翊武被捕,但隨後跳出巡警署圍牆逃跑。

10月9日晚,共進會會長孫武等在漢口俄租界的據點試驗炸彈發生爆炸事故,導致該據點暴露——孫武等人也不得不趕緊撤離。



好了,至此,兩大組織領導人全線逃亡。

然而,槍不帶可以,錢不帶可以,新軍中的革命者花名冊豈可不帶走?不能帶走也應就地焚燬,無論如何不能落入清廷手中。

但最不該發生的事情,還是發生了,這份含有三千新軍士兵的花名冊最終落入了湖廣總督瑞澂手中。

這個瑞澂並非滿人,而是蒙人——博爾濟吉特氏——成吉思汗黃金家族血脈,他的爺爺,就是1841年接替林則徐任兩廣總督,與義律私下擬訂《穿鼻草約》,割讓香港琦善

拿到這份花名冊,瑞澂也嚇了一跳,這麼大的革命黨規模,居然讓其不知所措。

不表示是不行的,瑞澂命令殺掉了花名冊中彭楚潘、劉復基、楊洪勝三人,但全殺顯然不大現實,他也不想讓事態繼續擴大,甚至採納了新軍軍官的建議,準備銷燬這份花名冊,不予深究。

這也是清廷的意見。



然而,瑞澂殺掉三人梟首示眾的行為,還是草率了——這等於給新軍士兵進行了起義總動員。

花名冊落入總督衙門的消息和彭、劉、楊犧牲的消息混在一起,讓新軍士兵們感到恐慌,軍中傳言四起,頓時猶如干柴,就差一把火。

10月10日晚間,火星終於迸發。

駐紮在武昌紫陽湖與右旗附近的工程兵第八營,是一支負責守衛軍械庫的部隊。晚上7點排長陶啟勝查哨過程中,發現金兆龍和程正瀛在房間裡擦槍。

陶啟勝覺得情況有異於是命令身邊護兵將金兆龍下槍捆綁,而看到陶啟勝聲色俱厲,也認為是他按照花名冊來拘捕革命黨,情急之下,殊死一搏,他大喊一聲:“眾同志不動手更待何時!”

話音未落,程正瀛舉起槍托猛擊陶啟勝的頭,後者嚇得拔腳就跑,卻被程正瀛一槍擊斃。



就是這一槍,響徹了整個武昌的夜空,也響徹整個中國。

聽到起義的炮聲一響,瑞澂連忙命人在總督府高牆上挖了個洞,馬不停蹄的逃往江心的軍艦避禍。

留守的第八鎮統制張彪眼見總督大人跑了,自己也就敷衍的抵抗,放了兩槍之後也跑了,如同揚州那件事一樣,幾乎將整個武昌拱手讓給了群龍無首的新軍。

起義是成功了,卻不在共進會和文學社的領導下,更不在孫中山和黃克誠的領導下。

取得了勝利之後的新軍也不知所措——被推為臨時總指揮吳兆麟雖是革命黨人,但只是個哨官,聲望不夠,而其他也都是底層軍官、士兵。

因而,在湖北省諮議局議長湯化龍提議下,新軍擁立新軍第二十一混成協協統黎元洪出任湖北軍政府都督,宣佈湖北獨立。




 叄 是誰摧垮了大清?


之所以先談揚州光復事件,而後再談武昌首義,是要對比一下這兩起事件中間的偶然性在歷史進程中發揮的作用,同時分析查找首義成功真正的因素。

首先,從揚州光復事件中,我們不難發現,底層民眾對於辛亥革命的理解還停留在白衣白甲式的反清復明的理解上,完全缺失了對其重大歷史意義的深刻理解,並且參與的深度、廣度都難以稱道。

在武昌首義過程中,臨時總指揮吳兆麟雖然領導了作戰,但由於地位卑微,也自知難以持續領導湖北軍政府接下來的工作,也從另一個角度印證了民眾參與政治活動的條件,在當時看來還並不充足。

其次,無論是武昌,還是揚州,革命黨人在其中發揮的作用十分有限。

在揚州光復過程中,除了最後歸附革命黨的徐寶山外,幾乎看不到革命黨人的身影,而即使是徐本人,也看起來更像是見風使舵的機會主義者的行為。

在武漢義進程中,文學社和共進會兩大組織首腦均已外逃,並且將最為重要的人事資料遺留給敵人,這顯然是一個重大失誤——儘管最終激起了兵變,但也絕非歷史必然,更顯示像是歷史偶然性的結果。



與之相呼應的則是革命黨人領導下的十次起義都以失敗告終——而這似乎更能體現當時的一種歷史必然。

雙十之後,10月22日,西安爆發起義,宣佈陝西獨立,同日,湖南新軍起義,宣佈湖南獨立,此後兩個月內,雲南、江西、貴州、廣西等共十三省相繼宣佈獨立

各省接連獨立,也都基於湖北軍政府率先成立、湖北率先獨立,一方面這個效果也並非革命黨人擔任軍政府都督能夠達到的,另一方面,各地的獨立中,也並不倚重革命黨人的實力。

武昌起義之際,孫中山還在北美,黃克強正由港赴滬,驚聞事變爆發,則立即回國、赴鄂。

10月28日,黃克強和宋教仁趕到武昌之際,清廷已不得不啟用袁項城,馮國璋所率北洋軍已經在漢陽外圍接連取得勝利。

見到黎元洪後,“黎請黃任戰時總司令”,引起了宋教仁的不滿。

在宋看來,黎元洪並非革命黨,不得不防備,因而提議先成立臨時中央政府。



11月2日,宋教仁召集革命黨人開會,提出推舉黃克強為兩湖大都督,但遭到了吳兆麟等首義功臣的反對

“在黎原無可如何,如有人代鳴不平,豈不立起內爭。若黎因此之故,憤而辭職,各省及外國人群來質問,我輩如何答覆?

吳的潛臺詞是說,“現在來奪權,你們早都幹嘛去了?”

吃相不能如此難看,最終黃克強出任戰時總司令,指揮革命軍與北洋軍作戰。

第三,如果真的要尋找清廷瞬間坍塌的因素,可能還是因為自身的一連串失誤。

1908年,慈禧和光緒帝先後駕崩後,載灃以攝政王身份成為大清的實際統治者,他始終感覺軍機大臣兼外務部尚書袁項城是心腹大患,只是攝於其麾下段祺瑞等兵鋒而不能除之後快,最終還是解除了袁的所有職務,以宗社黨為治國根基。

1911年5月,清廷宣佈成立以慶親王奕劻為總理的內閣,但正是這份由四名漢閣和九名滿蒙閣員組成的 “皇族內閣”,引起立憲派的強烈不滿

在立憲派以各省諮議局聯合會名義上書力爭,提出重組內閣後,得到了“黜陟百司,系皇上大權,議員不得妄加干涉 的答覆,最終造成了立憲派的絕望促使其中大部分人開始轉向革命陣營。



湖北省諮議局議長湯化龍就在其列。

5月產生的 “皇族內閣”讓他徹底失去了1905年立憲以來的希望,因而他在武昌起義第二天就不請自到,配合起義新軍一同組織湖北軍政府。

此間,湯化龍做了兩件事可圈可點。

一是發動自己能夠控制的漢口商團來維持穩定當地的秩序,保證市民的正常生活;二是請黎元洪出面坐鎮軍政府,親自則起草通電全國,運用他的威望影響到多個省諮議局,得到了全國立憲派的響應,促成多省響應獨立。

如果說讓一個偶然性的事件真正走向歷史性進程的關鍵人物,當屬湯化龍。

在失去漢人知識分子立憲派、民間社團組織的支持的同時,清廷以滿蒙權貴為基礎的統治階層的充分糜爛,也構成清廷摧枯拉朽的重要因素。

廣州起義中的臨陣脫逃的兩廣總督張鳴岐好歹還是漢人,並且還組織起了水師有效的彈壓,至於揚州光復事件中的兩淮鹽運使、揚州知府、江都和甘泉知縣等官員,以及保路運動和武昌起義當中的川漢粵漢鐵路督辦大臣湖廣總督以及第八鎮統制等官員,也都無一起到應當起到的作用。



這也怨不得地方官,瑞澂臨陣脫逃,按律當斬,但此情被報至清廷時,內閣總理大臣奕劻主張嚴辦,隆裕太后卻為其開脫,“庚子那年,咱們也不是逃走的嗎?”

能解決武昌兵亂問題的只有袁項城——清廷最終不得不走回頭路,以內閣總理大臣委任袁氏,並答應了其八大條件,就此被褫奪了一切軍政大權。

如今回望,所謂“辛亥革命”絕不是武昌的那聲槍響——這充其量被稱為“武昌首義”,“辛亥革命”其實是一個相當長時間的歷史進程,而在這一進程中起著決定作用並非革命黨,而是大清政府自己。

或者說,在這個進程中,攝政王載灃、宗社黨、皇族內閣、特別是袁項城的貢獻,遠比孫中山、黃克強和宋教仁們更為重要。

1912年2月12日,清末民初實業家、教育家、政治家張謇起草了三道退位詔書——隆裕皇太后以宣統帝的名義頒佈天下大清正式滅亡。

嗯!所有的死,都是自己作的。


由於某電影文章  梅林悅夏冬瘋至本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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